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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强：加强源头治理是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途径，是劳动人事争议办理的治本之策，也是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的关键所在。在争议源头治理中，用人单位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以企业为例，我国法律规定，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主要形式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、厂务公开、职工董事监事、集体协商等制度。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争议双方自主解决纠纷，以非诉方式最大限度将争议化解在企业内部的方式，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劳动争议的最好方式。

在源头治理方面，《意见》提出了三方面政策措施：一是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基层党组织在劳动关系治理、协商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完善民主管理制度，推行典型案例发布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和意见书、调解建议书、信用承诺书等制度，发挥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和律师、法律顾问作用，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。二是健全劳动人事争议风险监测预警机制。建立健全风险监测机制，完善重大争议风险预警机制，聚焦重要节点、重点群体，强化监测预警，建立完善防范化解重大争议风险台账，制定应对预案。三是加强劳动人事争议隐患排查化解工作。建立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联系点制度，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完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、协调联动，共同加强风险隐患协同治理。

王志强：调解是劳动人事争议办理的重要方式。通过调解来化解劳动人事争议，有利于实现“案结事了人和”，节约仲裁资源和诉讼成本。劳动人事争议内容复杂，涉及大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也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。要做好调解工作，必须建立多层次、广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，配置具有较高政治素质、专业能力、会做群众工作、公道正派的工作人员，还需要具备足够的服务供给。

为此，《意见》提出了四条要求：一是推进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。要求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，建立健全以乡镇（街道）、工会、行业商（协）会、区域性等调解组织为支撑、调解员（信息员）为落点的小微型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机制。二是建设市、县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中心和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。要求推动在有条件的市、县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内设调解中心和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，开展协商、调解和法律服务工作，建立常态化调裁、调诉对接机制。三是加强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。要求基层调解组织进一步落实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制度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。四是加大调解服务供给。要求乡镇（街道）等调解组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化解劳动人事争议，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积极有序参与调解。

王志强：近年来，国家积极推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，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沉。健全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，既能充分发挥各类调解的独特作用，又能有机衔接、形成合力，发挥联防联调联控的社会效应。同时，加强调解、仲裁、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，也是完善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多元处理机制的重要内容。

《意见》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，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出规定：一是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，主要是在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下，加强人社部门与法院、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工作沟通，强化各类调解资源整合，形成矛盾联调、力量联动、信息联通的工作格局。二是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。要求相关部门主动融入地方党委、政府主导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，发挥职能优势。三是强化调解与仲裁、诉讼衔接。建立健全仲裁员分片联系调解组织、调解协议申请仲裁审查或者司法确认等制度。推进劳动人事争议“总对总”在线诉调对接，依法落实支付令制度。

王志强：提升服务能力是做好劳动人事争议办理工作的重要保障，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、打通服务人民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关键环节。对此，《意见》特别规定：一是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升协商调解能力，扩大兼职调解员来源渠道，开发调解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。二是加强智慧协商调解建设。推动信息化技术与协商调解深度融合，建立数据信息互通共享机制，推进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。三是保障工作经费。要求人社部门将协商调解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和财力可能，对协商调解工作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。

王志强：提升服务能力是做好劳动人事争议办理工作的重要保障，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、打通服务人民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关键环节。对此，《意见》特别规定：一是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升协商调解能力，扩大兼职调解员来源渠道，开发调解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。二是加强智慧协商调解建设。推动信息化技术与协商调解深度融合，建立数据信息互通共享机制，推进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。三是保障工作经费。要求人社部门将协商调解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和财力可能，对协商调解工作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。

王志强：近年来，国家积极推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，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沉。健全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，既能充分发挥各类调解的独特作用，又能有机衔接、形成合力，发挥联防联调联控的社会效应。同时，加强调解、仲裁、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，也是完善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多元处理机制的重要内容。

《意见》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，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出规定：一是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，主要是在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下，加强人社部门与法院、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工作沟通，强化各类调解资源整合，形成矛盾联调、力量联动、信息联通的工作格局。二是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。要求相关部门主动融入地方党委、政府主导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，发挥职能优势。三是强化调解与仲裁、诉讼衔接。建立健全仲裁员分片联系调解组织、调解协议申请仲裁审查或者司法确认等制度。推进劳动人事争议“总对总”在线诉调对接，依法落实支付令制度。

王志强：调解是劳动人事争议办理的重要方式。通过调解来化解劳动人事争议，有利于实现“案结事了人和”，节约仲裁资源和诉讼成本。劳动人事争议内容复杂，涉及大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也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。要做好调解工作，必须建立多层次、广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，配置具有较高政治素质、专业能力、会做群众工作、公道正派的工作人员，还需要具备足够的服务供给。

为此，《意见》提出了四条要求：一是推进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。要求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，建立健全以乡镇（街道）、工会、行业商（协）会、区域性等调解组织为支撑、调解员（信息员）为落点的小微型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机制。二是建设市、县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中心和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。要求推动在有条件的市、县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内设调解中心和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，开展协商、调解和法律服务工作，建立常态化调裁、调诉对接机制。三是加强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。要求基层调解组织进一步落实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制度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。四是加大调解服务供给。要求乡镇（街道）等调解组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化解劳动人事争议，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积极有序参与调解。

王志强：加强源头治理是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途径，是劳动人事争议办理的治本之策，也是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的关键所在。在争议源头治理中，用人单位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以企业为例，我国法律规定，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主要形式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、厂务公开、职工董事监事、集体协商等制度。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争议双方自主解决纠纷，以非诉方式最大限度将争议化解在企业内部的方式，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劳动争议的最好方式。

在源头治理方面，《意见》提出了三方面政策措施：一是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基层党组织在劳动关系治理、协商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完善民主管理制度，推行典型案例发布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和意见书、调解建议书、信用承诺书等制度，发挥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和律师、法律顾问作用，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。二是健全劳动人事争议风险监测预警机制。建立健全风险监测机制，完善重大争议风险预警机制，聚焦重要节点、重点群体，强化监测预警，建立完善防范化解重大争议风险台账，制定应对预案。三是加强劳动人事争议隐患排查化解工作。建立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联系点制度，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完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、协调联动，共同加强风险隐患协同治理。